学经世理念为指导，以理学“内圣外王之道”为依据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
宋代理学从二程到朱熹、陆九渊，都是希望统治者能做到“内圣外王”的教化目标，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南宋末期统治者偏安江南，苟且偷安的现状，促使了理学完全转向内省、收敛的教化方向尽管如此，在宋朝民族危机、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宋代文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教化思想，又转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鼓舞激励着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负起民族危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起建功立业的历史重担，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之言，正是这种人文教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