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麻布和丝绸为主），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庸”（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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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贸业，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商贸税的税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税种。也正因如此，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万邦来朝，天下商贾八方云集，四海货物琳琅满目。
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为了支付军费，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
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巴蜀地区，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即率贷。
除了江淮、巴蜀，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
然而，随着战事胶着，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必须另想办法。
此时，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
第五琦陈奏道：“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然而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倘若能授我一职，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立即支援函谷关、洛阳前线，只待陛下下令。”
肃宗听后大喜，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司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等要职。
江淮租庸使坐镇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区，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税源，比如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
由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占领了运河枢纽，朝廷的物资无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输。
于是，在徐太傅的建议下，朝廷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保障财税：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从汉中再到凤翔。
这条水路难度大，运力小，所以租庸使征收完毕，并不直接将盐、麻和铜运送到朝廷，而是就地卖掉，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
将盐、麻和铜等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又多卖了钱。
由此，江淮地区的赋税终于征收到朝廷，保障朝廷的开销用度和唐军军费。
然而，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财税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三省六部的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朝廷的日常运行制度。
原本默默无闻的第五琦凭借租庸使，一跃成为天子的红人，手揽大权。其他中下层官吏有样学样，打着筹措钱饷的名目，撺掇着皇帝设置各式“使”职。比如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等。
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授权，凌驾正式的朝廷官制体系之上，避开朝廷三省六部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