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7]（卷274）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14]（卷192）的顶点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